近日，《东岳论丛》2022年第11期刊发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吕文明教授的文章《从文献著录到历史现场：云峰刻石书写者及相关问题新考》。这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渊源与流变:简牍残纸书迹与汉末魏晋书法演进” (19BF088)、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“齐鲁文化通览”（21AWTJ02）和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课题（tsqn201812037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
论文指出，从宋代开始，历代文献开始不断对云峰刻石进行著录，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、阮元《山左金石志》、包世臣《历下笔谭》、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等，但这些文献都未对其书写者进行详细考证。我们尝试跳出单纯的文献著录，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刻石本体，还原刊刻活动历史现场，对郑道昭、郑述祖的学术贡献进行重估。经过研究发现，云峰刻石刊刻活动的始作俑者是郑羲故吏程天赐，郑道昭则是从被动到主动、从无意到有意，整体策划、组织了刊刻活动，其直接书写的不过是其中几块有郑道昭名字而且字数较少的刻石。云峰刻石中的北齐作品，主要是郑道昭之子郑述祖出任光州刺史后组织刊刻的，作品使用隶书字体，提升了题刻的品味和层次，形成了云峰刻石的北齐风格。郑道昭和郑述祖虽然不是书法名家，但这些作品的经典风格却让他们的名字与云峰刻石一起载入了史册。